
第九章、新世纪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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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施的朋友们对这次萨拿坦・斯瓦米会谈的看法各有不同。温斯顿出生在北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民的家庭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有幸来到美国这个最高学府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但到了纽约市后却令这个来自边远地区的温斯顿大吃了一惊。他觉得哪怕是深夜在森林迷路了
都比大白天走在抢劫成性的纽约市的街道上要安全;碰到一群饿狼并不比碰到一帮疯狂的吸毒成性的小青年更可怕。对于一位习惯了中西部那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的人来说
,大多数纽约人做事情,那种疯狂劲真会使那些即使是最健全的人也变得神经质。
还有学院里的激烈的竞争。他换学过三次专业,从物理学到心理学到历史,到最后才定下了哲学。至少,他可以通过研究别人的世界观,而对认识这个他觉得发展得不大对头的世界有所启示。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他对世界的未来感到悲观失望,并把对世界的观注在现在努力改善自己上 。他对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并把它当做自己的主要研究范围。他对中国的一切都着迷:他学中文。常上唐人餐馆,打太极拳,最后还在毕业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到中国旅游了一趟。
很自然,温斯顿和广施成了好朋友。广施觉得温斯顿比他所遇到的任何美国人都更能理解自己。他认为温斯顿和自己一样,也是脚踏两个世界。所以,两人的关系便发展得十分密切,当广施因遇到萨拿坦・斯瓦米而激动时,温斯顿马上也来了兴趣。温斯顿很敬佩广施的学识。他自认为很了解广施,但这次广施表现出的对瑜伽哲学的欣赏却令他感到十分吃惊。广施讲究的一直都是实用主义,就好象温斯顿讲究的一直是哲学一样。广施总是从物质的角度看问题,而温斯顿则总是试图看事物的精神的一面。可现在,却是广施带头将对话领向一个他从不感兴趣的主题,这可是头一次。温斯顿便急不可待地想见一见是谁如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朋友。
他没有失望,在斯瓦米身上他看到了一个高度发展了的灵性的人格,这类人他只是在书本中读到过。他曾希望有朝一日能遇见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一位他能够完全信赖和能够得到指教的导师。自从头一次见到萨
拿坦・斯瓦米后,他预感到自己终于寻到了这么一位人物。
安妮・丹顿总是喜欢一人独处。这使她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于她最感兴趣的事。那些没完没了的宴会、舞会、电影有什么用?这些与求知相比,只会令她厌烦。除了家人以外,她唯一真正的朋友是大卫・亨特。
大卫和安妮是从小一起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的,镇上差不多人人都彼此认识。大卫・亨特的家是镇上首富。他伯父曾是州议员,且家族的显赫事迹可以追溯到好多代以前。而安妮的父亲――丹顿大夫,则是这个家族的医生。
大卫和安妮从小便在同一所学校念书,但直到中学,两人才相互认识。虽然两人在许多方面不同,但好象正是这些不同互相吸引住了对方。两家人对两个年青人将来可能结为夫妻而感到高兴。说实在的,他们俩也确实是天生的一对。虽然当时男女学生们互相约会非常流行,但他们两人却不愿意这样做。安妮对他们之间的这个协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使她有时间专心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就大卫来说,他已下决心要娶安妮。
到该念大学时,两人都选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国内最有名的学府之一,且离家乡很近,却又有足够的距离使他们有点独立自主权。
广施第一次遇到安妮是在医学院实验室做研究的时候。
因为各自研究的领域相关,他们有机会讨论各自的研究工作。
广施的聪颖和自律给安妮的印象很深,而且她很钦佩广施的全神贯注于某个特定的课题,而不让任何事去分心。广施也同样尊敬安妮。和许多其他的美国女子不同的是:在她身上察觉不出有性欲的企图。因此他们建立了一种合作研究的密切关系,甚至一起用一些联合课题。
当广施邀请安妮一起与萨拿坦・斯瓦米会面时,安妮不愿讲明自己对奎师那运动已有所了解。其实她连和大卫都没讨论过这些事。三年前她的一个校友搬到三藩市的伯克莱加州大学做研究工作。打那以后安妮便开始经常收到她朋友寄来的小册子。但她只是把它们放到一边不愿看,因为她自己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可是有一天,收到的一本小书引起了她的注意。也是广施头一次接到的那本《瑜伽飞行》。是书的名字吸引住了她。于是她便开始读了起来。读着读着她便感到惊讶起来,就和广施读此书时的感受差不多。作为科学家,她很欣赏此书的逻辑论证,她认为它们和她的教科书中的理论一样具有科学性。奎师那知觉哲学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便带着新起的兴趣,开始阅读朋友寄来的其它书籍。因为书中的结论在很方面和她的导师们的都不同,所以她决定暂时保持沉默。通过那次与萨拿坦・斯瓦米的舆论会谈,她对韦达教导便真正欣赏起来了,尽管她心中还存留了许多疑虑。
她把这次聚会视为驱散一些疑虑的好机会。她觉得,萨拿坦・斯瓦米身上体现了一个在灵性层面上进步的灵魂所具有的一切品质,就如她在韦达经中所读到的一样。
聚会后的那个夜晚,安妮梦见自己遇到了萨拿坦・斯瓦米。他们一起唱颂哈瑞・奎师那,这唱颂仿佛是永恒的一样。
醒来时,她感到心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为了让这份喜悦持续下去,她便立即又念颂起来,她盼望着星期天的到来,好再见到奎师那大师。
在这次聚会者之中,雷德・西蒙是唯一地道的纽约市人。
鲁特福德(即雷德,他的朋友喜欢这样叫他)生在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里。十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他在学校念书的成绩总是优秀的。他以前茅的成绩高中毕业,并荣获了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全额奖学金。每个知道他的家庭背景的人都可能感到惊讶,但确实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他定会在智力上取得伟大成就的。
雷德对自己要主修什么科目毫不犹豫,但令众人吃惊的是他竟进了商学院。毕业后,他即去了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工作。他在做学生时和外界建立的众多关系使得他工作后很快便赢得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信任。凭着这些人的经济资助,他进行了许多成功的投资。现在,五年后,当他完成研究生学业时,他的家财已超过一百万美元了。
他知道什么时候去冒险,什么时候按兵不动。这是他生来就有的天性。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带有冒险的成份,即便是离开生意圈也是这样。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场挑战,有时赢,有时输,这是一个平均的问题,不必为其结果而感到心烦。
这种奇怪的矛盾的心理使得雷德热衷于东方的哲学,尤其是着重强调的万变不离其宗的阴阳学说。他发现业报定律和自己的情趣非常相投,因此他很容易便相信了自己的才能是神赐的,是他承受自前生遗留下来的。他对未来人类的命运有着清醒的头脑,知道无论好坏都决不会是盲目的。凡事都有原由,今生找不到的原由,必可在前生找到。
雷德第一次阅读奎师那知觉方面的书时,不费力地便理解了这门哲学。他有时也去奎师那中心,并喜欢上了那载歌载舞的齐颂法。不过奎师那奉献者所看到的终极目标是离开这个世界,返回到奎师那的灵性世界,而雷德所看到的却是无休无止的生死轮回,象任何真正的赌徒一样,要把输赢看成是同样的恩惠。他认为奎师那奉献者太理想化了一点。
卡罗斯・荷兰德兹是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儿子,生长在国内正进行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中。象许多其它的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尼加拉瓜也曾是一个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几个家族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土地、资源、财富。在那时阶级的差别就是一切,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是没多大用的。卡罗斯生来便是过舒适生活的命,所有的杂务全由仆人来做。因此全家生活,除了其父亲间接地管理着他们巨大的产业外,便是和其他富有的家庭一样奢侈豪华。他有自己的马匹,上的是最好的学校,一句话,他有着金钱可以买到的一切。
家庭的财富完全靠别人的受苦得来,这使卡罗斯忍受不了。年轻的他百思不得其解,日渐长大后,卡罗斯发现这些不平等使他更难接受。如果说他是在一连串的矛盾中长大成人的话,他觉得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难得多:他现在正托庇于美国――享受着美国的教育、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但同时,同样也是美国正在向他的同胞们开战。对他来说,生命变得是如此的虚伪。这真令他无法忍受,但又能怎么办呢?卡罗斯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进退维谷,面对自己远远不能控制的局势,他感到束手无策。
不过,至少他可在此为将来做准备。他主修政治学,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有了政治才能,弄通了世界史掌握了世界局势的发展后,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在美期间,他决定帮助拉丁美籍人士争得权利,因此便积极参加纽约少数民族团体的政治活动,他帮助有毒瘾的年轻人戒毒,他觉得这些才是帮助减轻世上苦难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他于广施为友,将其看作是世上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中国对他来说,是一个象征,一个一旦将自己从内外压迫下解放出来便一定会是个有所成就的民族,虽然广施对卡罗斯的辩论兴趣不大,但出于礼貌得耐心聆听,并赏识他的一片诚心,卡罗斯希望问广施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但听到广施描述目前的改革时,他似乎感到惊讶,甚至失望。
由于他和广施以及温斯顿的友谊,卡罗斯才同意来参加瑜伽聚会。不然,他认为这些冥想术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觉得那多少是有点出于自私的动机的。他也尝试着读了一下广施给他的书,但觉得那乏味极了。
张博士,中国人民科技交流协会主席,与广施约定星期四早上见面。张博士上年纪了,七十多岁了,但并不会是年老体迈,广施从他那有力的握手中也上发现了这一点。他衣着整齐,纤细的身材比广施略矮一点,头差不多秃顶了。用汉语寒暄一番后,他们便分坐在安乐椅上。广施给客人倒了杯茶。
“张博士,请问您研究的是什么?”广施彬彬有礼地问道。
“我不再从事研究工作了。协会的工作占据了所有的时间。但我以前研究的领域和你的一样,是生物化学。”张博士愉快地笑着。广施不知道客人还知道他些什么。
“您肯定有机会访问许多国家了?”
“是的,很多。实际上,我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过多年。”张博士若有所思地看着广施,然后迅速地进入正题。
“你肯定想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在美国学习了五年,你肯定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礼仪和形式,他们则较坦率。我们的政府对你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满意,拿到博士学位了没有?”
“我的博士论文通过了,”广施说着,一边用心地听着。
“我们很高兴你选择的研究人体病毒免疫这个专业。爱滋病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国内已诊断出好几个病例了,包括几个外国人。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我们国家再不会象多年来那样闭关自守了。随着各阶层与外界接触的增加,我们是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的。”
“国家在研究方面采取了些什么步骤呢?。”
“没有象我们想做的那样多。你很清楚,这是个新问题。事实上,当第一份爱滋病患者诊断在法国公布时,我正在那儿。即便是美国也只是在1986年才开始研究的,现仍落后于欧洲国家。”
“这儿的问题是事情变得太公开化了些,因此研究人员很难静静地从事研究工作,他们不断地被曝光和采访。人人都在问;‘到底能不能治?’就象这事情非常简单似的”。他直视着张博士说;“况且,到底有没有疫苗还是个公开的悬念”。
“如果有的话,那就一定要由象你自己这样的人才能发现。”
广施笑了。“我只是个学生,这个领域的新手。这个国家的顶尖人物, 象美国国立变态反应及传染病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的首脑们, 都正在全力以赴。”
“但是你有基础。你已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做了深入细微的研究。”
广施不禁惊讶起来。
“关于我的情况你知道许多,是吧,张博士?”
“我们特别关心那些最有前途的学生,尤其是出国留学生。中国持博士学位的不多,你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受到社会尊重了;尤其是在科学领域的,我们的国家正在设法给予特别的关注”。
“情况甚至在我离开前已经有所好转。”
“而且将会继续好转的。”张博士坚定地回答道。
“尽管有这么多努力,”广施却报怨说:“不过,‘搞导弹的收入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挣的不如拿刮胡刀的’,这仍是事实啊。恐怕这种说法并未过时吧。知识分子受着住房紧、健康差、工资低的烦扰,国家怎能期望他们能振作起精神来呢?他们又怎能有搞研究所需要的平静心情呢?”
“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补救。但这些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同时,知识分子应在各方面支持国家,献身于改革。不幸的是,很多学生迷恋于前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
张博士凝现着广施:“有些根本就不想回国”。
广施觉得这位领导看透了自己的心。张博士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
“钱并不是一切。”广施承认说。
“但却很重要,是不是?”这是个主要问题。
“一个真诚的科学家所关心是如何更好地造福人类,而不是想到如何去提高自己的名誉地位。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世界里,张博士,科研知识不象军事那么秘密。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可以给象我国这样的贫穷国家的东西很多。这里能做的研究工作在
那里一定很难做。尤其象我搞的这些,需要复杂精密的设备和各部门的广泛密切合作.要在中国从事我这项研究工作一定是很困难的。”
“那么,你承认你想留在这儿不回国了。”
广施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个人并没有承认任何事。”他推诿地说道:“我只是讲出从事我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人的实际情况。”
“你留在这搞研究,人家给你多少钱?”这是个直率的问题。“你也和别人一样只对钱感兴趣吗?”他挑战似地问。
广施的沉默着。张博士是长辈,因此广施尊敬他。
“我们之中特别幸运的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同胞。”张博士的话使广施立即想起萨拿坦・斯瓦米对他讲的话:“一个接受了这门知识的人肩负着重任。这话,我不仅只是对你而说的,我是在想着你的同胞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到这儿来是要告诉你。”广施虽低头不语,却在认真地听着。“我们想建立一个爱滋病研究中心。它将附属于解放军总医院,井将得到特别的经费。如果你能回国的话,将在那里担任首席研究员之职”。
广施直盯着张博士,费劲地才吐一句:“我非常荣幸。”
“现已拨出一笔特别经费购置最新的设备。且分配了一栋专门的研究大楼。同时,已具备大批其他和你专业相似的人员作你的助手。当然,我们无法给你在这儿能挣到的那么多的钱,但正如你说的,钱并不就是一切。”他笑了笑,又补充道:“是吗,李博士?”停了一下,他又道:“知道你想有些时间考虑考虑。也许你已经做了一些计划现在要改变一下了。”
“你认为什么时候会开设这个新部门呢?张博士?”
“这个夏末,李博士。我知道北京那时的天气非常好。你有时想家吗?”
“不再耽误你的时间了,很高兴能和你谈这么久。不过遗憾的是今天不能请你一起去吃午饭。我知道这儿一家很不错的饭馆,本来想带你去的。也许下一次吧。但也许下一次会在北京了。”张博士会意地笑了笑,与广施紧紧地握了握手,便快步离去了。
